【觅史记】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:年代遐长,搜采繁富(下)

  • 首页
  • 大发体育手机版
  • 产品中心
  • 行业动态
  • 最新新闻
  • 当前位置:大发体育手机版 > 行业动态 >

    【觅史记】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:年代遐长,搜采繁富(下)

    人气:54 发表时间:2021-09-12

    关于刘恕的情况,《宋史·文苑六·刘恕传》中称:“笃好史学,自太史公所记,下至周显德末,纪传之外至私记杂说,无所不览,上下数千载间,钜微之事,如指诸掌。司马光编次《资治通鉴》,英宗命自择馆阁英才共修之。光对曰:'馆阁文学之士诚多,至于专精史学,臣得而知者,唯刘恕耳。’即召为局僚,遇史事纷错难治者,辄以诿恕。恕于魏、晋以后事,考证差缪,最为精详。”

    刘恕正本在史学上就有很深的造诣,英宗让司马光选人时,他最先点到的就是刘恕,司马光认为朝中的学问家固然数目多多,但专精史学者他仅清新刘恕一位。而刘恕不负其所看,其果真在许多史实上有独到的见解。关于刘攽的情况,《宋史·刘攽传》中称:“攽所著书百卷,尤邃史学。作《东汉刊误》,为人所称。预司马光修《资治通鉴》,专职汉史。为人疏儁,不修威仪,喜谐谑,数用以招仇悔,终不克改。”

    关于范祖禹的情况,司马光在《荐范祖禹状》中称:“自祖禹年未二十为举人时,臣已识之。今年四十余,走义完固,常如一日。祖禹所为本末,无如臣最熟知,臣于熙宁三年,奏祖禹自前知资州龙水县事同修《资治通鉴》,至今首尾一十五年。由臣执拗,编辑此书久而未成,致祖禹淹回沉沦,不得早显要于朝廷。而祖禹稳定定默,如可以终身下位,曾无滞留之念。臣诚孤陋,所识起码,于士医生间,罕遇其比,况如臣者,远所不敷。”

    图片

    祠堂标牌

    可见,这三位助手是何等之有才干,他们对《资治通鉴》一书的完善首到了重通走用,而关于这些人的分工配相符,司马光在《与范内翰祖禹论修书帖》中写道:

    梦得:今来所作丛现在,方是将《实录》事现在的出,其《实录》中呈答移在前后者,必已注于逐事下讫。自《旧唐书》以下,俱不曾附注,如何遽可作长编也!请且将《新旧唐书纪》《志》《传》及《统纪》补录,并诸家传记小说,以至诸人文集,稍干时事者,皆须依年月日增附。无日者,附于其月之下,称“是月”;无月者,附于其年之下,称“是岁”;无年者,附于其事之首尾;有无事可附者,则约其时之早晚,附于一年之下。但稍与其事相涉者,即注之,过多不害。尝见道原云:“只此已是千余卷书,日看一两卷,亦须二三年功夫也。”俟如此附注俱毕,然后请从高祖初首兵修《长编》,至悲帝禅位而止。其首兵以前禅位以后事,于今来所看书中见者,亦请令书吏别用草纸录出,每一事中间空一走许素纸,以备剪开粘缀故也。多隋以前者与贡父,以后者与道原,令各修入《长编》中。盖缘二君更不看此书,若足下止修武德以后天祐以前,则此等事尽成屏舍也。二君所看书中有唐事,亦当纳足下处修入《长编》耳。

    由这段话可知,司马光编撰《资治通鉴》一书,其先作丛现在,也就是大量收集相关史料,而后作长编,末了再定稿。他认为在作长编之前,收集原料最主要,这些原料不光包括正史,也包括各栽史外原料。其详细做法是将这些相关的史料根据年月排列,这些原料多多好善。原料收集齐全后最先作长编,其作长编的方式乃是将有用的原料命书吏逐一抄录下来,而后剪成一段一段的,之后将迥异时代的原料分给迥异的人。将西汉到隋代的原料分给刘攽,将五代的原料分给刘恕,将唐代的原料分给范祖禹。以此可见,此三人的大致分工。

    图片

    文保牌

    对于作长编的方式,司马光在此《修书帖》中又挑出如下办法:“其悠久编时,请据事现在下所记《新旧志纪传》及杂史小说文集,尽检出一阅。其中事同文异者,则请择一清新详备者录之,彼此互有详略,则请左右采获,错综铨次,自用文辞修整之,一如《左传》叙事之体也。此并作大字写,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迥异者,则请选择一证据显明,情理近于得实者,修入正文,余者注于其下,仍为叙述以是取此舍彼之意。”

    但是这栽分法涉及到一些年号的书写题目,由于皇帝的物化很少会是在某个年号的末了镇日,其在某年物化后,该年盈余的这几个月清淡而言新皇帝登基后会因袭几个月的旧年号,将转年改为新年号。而司马光在《修书帖》中则称:“凡年号皆以后来者为定。倘若武德元年,则从正月便为唐高祖武德元年,更不称隋义宁三年。玄宗天禀元年正月,便不称景云三年。梁开元元年正月,便不称唐天祐四年也。诗赋等如止为文章,诏诰等若止为除官,及妖异止于怪诞,谈谐止于奚落之类,便请直删可以;或诗赋有所奚落,诏诰有所诫谕,妖异有所敬戒、幽默有所补好,并告存之。大抵《长编》宁失之繁,毋失于略,千万!切祷!切祷!”

    图片

    祠堂入口

    司马光将旧年号盈余的几个月,直接以新年号来书之,有人迥异意这栽书写方式,比如钱穆在《中国史学名著》一书中就挑出了这个题目:“《通鉴》里还有许多例可协商。如记年号,一个皇帝在一年中间改年号的许多,不是定到明年最先改;而《通鉴》所记年号,都以末了一个做决定。如许就有许多毛病。如在十月十一月改的年号,而《通鉴》却挑前在一月二月就都用这新年号了。”

    但从便利而言,司马光的做法其实更挨近史实,固然前一任皇帝盈余的旧年号还因袭了几个月,但此时其实已经是新皇帝掌权,倘若以新年号来记之,更挨近历史的实在。

    将长编改为定稿,这照样是个大工程,而这最为关键的一步则是由司马光亲自来操刀。刘恕的儿子刘羲仲在《通鉴问疑》中称:“祖先在书局,止类事迹,勒成长编,其是非予夺之际,一出君实笔削。”可见该书的成稿实在是靠司马光一人,对于详细的做事过程,《文献通考》卷一九三所载,司马光所写《与宋次道书》中称:

    某自到洛以来,专以修《资治通鉴》为事,于今八年,仅得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隋六代以来奏御。唐文字尤多,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,每四丈截为一卷。自课三日删一卷,有事故妨废则追补。自前秋首删,到今已二百余卷,至大历末年耳。向后卷数又须倍此,共计不减六七百卷,更须三年,方可粗成编。又须细删,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。

    图片

    广场前的司马光塑像

    看来《资治通鉴》所作长编乃是书写成了卷轴装的形势,然其卷轴却很长,故司马光将长编稿每四章裁为一卷,他规定本身每三天修订一卷,若有他事延宕了修书,过后也要补上。而该书中仅唐史长编就多达六七百卷,司马光用了四年多的时间将其删订为八十一卷,可见删改工程是何等之重大。而该书的长编行使到了大量的史料,高似孙在《史略》一书中称:“如司马公《通鉴》则不然,今人但以为取诸正史,予尝穷极《通鉴》用工处,固有用史、用志传、或用他书萃成一段者,则其为功切矣,其所采取亦博矣,乃以其所用之书,随事归之于下,凡七年而后成。《通鉴》中所引援二百二十余家。”

    高似孙说司马光等人编《通鉴》一书行使了二百二十多栽书,现在《四库全书总现在》则称该书“正史之外,杂史至三百二十二栽。”今人陈光崇老师在《通鉴史料略说》中认为该书引书数目不在330栽之下。可见,《资治通鉴》一书的长编所用史料之雄厚。时保吉在《<资治通鉴>——历史文献编纂学史上的丰碑》一文中写道:“《通鉴》所修的每一个历史事件,清淡要参考3一4栽书才下笔写作,由于史料的广征博采,成为《通鉴》文献可信价值最高的主要因素。加上所引图书'已半亡佚’,因此《通鉴》所收史料便更加珍贵。”

    图片

    著书《资治通鉴》的样子

    杜维运在《中国史学史》中说道:“西方的国家档案处(The Public Record Office),有年轻学者的牢狱之称,其文献以件数计,不知其几千万,以重量计,在千百吨以上。中国到隋唐时代,载籍已众多,唐太宗初即位时,弘文馆的藏书,已达二十万卷以上。其后记注制度好善,首居注、时政记、日历、实录、国史,急骤盈积,唐玄宗一朝的首居注,即达三千六百八十二卷之多,史料众多如此,史学家以一人的精力与时间,无法遍阅这些史料,客不悦目可信的历史,又如何据此以写出?于是从一人写史演变至整体写史,为历史写作(history-writing)的大趋势。”杜维运认为《资治通鉴》可能将大量的史料汇为一书,正是其价值所在:“通鉴的撰写,兼具了一人写史与整体写史之长,而不见其弊,这是中野史学史上很稀奇的例子,值得正视。”

    以是他将该书誉之为“世界最成功的编年史”。同时其称:“世界上展现过的编年史,以通鉴记载的时间最长。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间的史事,遂年记载(甚至逐月逐日),一气衔接,在史学上,这是创举。”

    图片

    砸缸

    对于司马光在清理《资治通鉴》长编时所作的做事,钱穆认为司马光不光是删减,同时他还加入许多新原料:“一部《十七史》一千三百六十多年,他只用两百九十四卷都拿来写下;可见他的主要做事,不是在增长史料,更主要是在删往史料。但在他删往许多史料以外,还增上两百几十栽书的新原料进往。这工夫自然是极大的了。善读《通鉴》者,正贵能在其删往处、增长处仔细,细看他删与增之以是然,才能晓畅到《通鉴》一书之大处与深处。”

    但是,在该书的编纂过程中,他的得力助手也有着迥异的偏见,晁公武在《昭德老师郡斋读书志》卷二《唐鉴》中称:

    (范祖禹)为温公《通鉴》局编修官十五年,分掌唐史,以其所自得著成此书,取武后临朝二十一年,系之中宗,其言曰:“此《春秋》'公在乾侯’之义也,虽得罪于正人亦所不辞。”不悦目此,则知淳夫之从公,决非苟同者。

    图片

    司马府君墓外

    范祖禹撰写史书喜欢用孔子撰《春秋》的笔法,因此他不承认武则天当皇帝的谁人阶段,以是他把武周在位的21年历史编在中宗的年号之下。隐微他的这栽不悦目念不被司马光所批准,但是范祖禹坚持本身的态度,他在《资治通鉴》编纂局做事了15年,而在此阶段他把本身迥异的不悦目念另外写成了《唐鉴》一书,而该书颇相符程颐的不悦目念。《程氏外书》卷十二《晁氏客语》所载:“元祐中,客有见伊川者,几案间无他书,惟印走《唐鉴》一部。老师曰:'近方见此书,三代以后,无此议论。’”

    以此可见,二程的不悦目念也与司马光迥异,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二载有如下一段对话:

    君实修《资治通鉴》,至唐事。正叔问曰:“敢与太宗、肃宗正篡名乎?”曰:“然。”又曰:“敢辩魏征之罪乎?”曰:“何罪?”“魏征事皇太子,太子物化,遂忘戴天之仇而逆事之,此王法所当诛。后世特以其后来立朝风节而掩其罪。有善有凶,安得相掩?”曰:“管仲不物化子纠之难而事桓公,孔子称其能不物化,曰:'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,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。’与征何异?”曰:“管仲之事与征异。齐侯物化,公子皆出。小白长而当立,子纠少亦欲立。管仲奉子纠奔鲁,小白入齐,既立,仲纳子纠以抗小白。以少犯长,又所不当立,义已不顺。既而小白杀子纠,管仲以所事言之则可物化,以义言之则未可物化,故《春秋》书'齐小白入于齐’,以国系齐,明当立也;又书'公伐齐纳纠’,纠往子,明不当立也。至'齐人取子纠杀之’,此复系子者,罪齐医生既盟而杀之也。与征之事全异。”

    图片

    神道

    而《河南程氏外书》卷十二也载有如许的对话:

    司马温公修《通鉴》。伊川一日问:“修至何代?”温公曰:“唐初也。”伊川曰:“太宗、肃宗端的如何?”温公曰:“皆篡也。”伊川曰:“此复何疑?”伊川曰:“魏征如何?”温公曰:“管仲,孔子与之。某于魏征亦然。”伊川曰:“管仲知非而逆正,忍物化以成功业,此伟人所取其逆正也。魏征只是事仇,何所取耶?”然温公竟如旧说。

    唐太宗、唐肃宗同样是篡位,如何来注释这栽做法,对于魏徵的题目同样如此,但司马光认为魏徵背舍太子转投到李世民这边,其做法跟管仲的选择相通,但是他们转投新主后都有很特出的外现,以是司马光认为对管仲和魏徵都答当给予正面评价。而程颐迥异意司马光的不悦目念,他认为魏徵和管仲不克进走类比。

    对于司马光与二程之间的不悦目念冲突,孙颖涛在《司马光儒门史学实践的内涵冲突——兼论程颐、朱熹与司马光史不悦目之迥异》一文中,谈到了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·韦伯挑出的信抬伦理与义务伦理的概念,他认为这组概念有助于来理解程颐跟司马光在不悦目念上的迥异。该文最先注释了这两栽不悦目念的内涵:“信抬伦理认为,一个走为的道德价值十足取决于走为者的期待,而与该走为可意料的效果毫无相关。也就是说,信抬伦理视道德价值为绝对的、无条件的,对于现实中存在的政治与道德之间的主要相关,持取信抬伦理原则的人选择漠视。而义务伦理在评断政治走为的价值时,除了考虑走为者的期待外,还将该走为可意料的效果纳入考量。”而后他将这两栽不悦目念别离用在了程颐和司马光这边:“很清晰,在对魏征的评价上,程颐采取的是信抬伦理原则,而司马光采取的是义务伦理原则。程颐寻求的是道德的至上完善,执意于对魏征进走道德判定,漠视其后来卓异的政治外现。而司马光则将魏征的叛变与其效果相关在一首进走综相符评断,从而对魏征给予一定。”

    图片

    墓园

    二程是理学家,自然他们的不悦目念更以理学家的姿态来强调事情的绝对化,而司马光更看重历史人物在那时所首到的巨通走用。他在《资治通鉴》中谈论完玄武门之变后,就太宗继位题目有如下评价:

    臣光曰:立嫡以长,礼之正也,然高祖以是有天下,皆太宗之功,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,地嫌势逼,必不相容。曏使高祖有文王之明,隐太子有泰伯之贤,太宗有子臧之节,则乱何自而生矣?既不克然,太宗首欲俟其先发,然后答之,如此,则事非获已,犹为愈也。既而为群下所迫,遂至蝶血禁门,推刃同气,贻讥千古,惜哉!夫创业垂统之君,子孙之所仪刑也,彼中、明、肃、代之传继,得非有所指拟以为口实乎?

    图片

    司马光墓

    司马光先从名分和等级的礼制角度来指斥李世民杀兄取位之所为,而从另一个角度他又一定李世民的才干。但司马光也同时指出太宗的所为开启了子女中宗、玄宗、肃宗、代宗等以“兵”来取得皇位的先例。而司马光在撰写史书时很少受他人不悦目念的影响,即使是程颐与其争执,他也坚持本身的不悦目念。宋吕本中所撰《轩渠录》中载有如许一段趣事:

    司马温公居洛时,上元节,夫人欲出看灯,公曰:“家内点灯,何必出看?”夫人曰:“兼欲看游人。”公曰:“某是鬼耶!”

    司马光在洛阳居住时,在某年的上元节,他的夫人想出外赏灯,司马光却说家里点着灯何需要出往看。而其夫人又说,也想到表面看看游人。司马光就回答说:吾难道不是人,是鬼吗?以此可见其除了写作,几乎不想做任何的闲事。

    图片

    墓后情形

    关于本书的编纂过程,他在《进<资治通鉴>外》中说过如许一段话:“乞就冗官。陛下俯从所欲,弯赐容养,差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及挑举西京嵩山崇福宫,前后六任,仍听以书局自随,给之禄秩,不责做事。臣既无他事,得以研精极虑,穷竭所有,日力不敷,继之以夜。遍阅旧史,旁采小说,简牍盈积,星罗棋布,抉擿幽隐,校计豪厘。上首战国,下终五代,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,修成二百九十四卷;又略举事现在,年经国纬,以备检寻,为《现在录》三十卷;又参考群书,评其同异,俾归一涂,为《考异》三十卷;相符三百五十四卷。自治平开局,迨今首成,岁月淹久,其间抵牾,不敢自保,罪负之重,固无所逃。臣光诚惶诚惧,顿首顿首。”

    而对于他为此书所支付的辛苦,该外中又写道:“是以专事铅椠,用酬大恩,庶竭涓尘,少裨海岳。臣今骸骨癯瘁,现在视昏近,齿牙无几,神识衰耗,现在所为,旋踵遗忘。臣之精力,尽于此书。”

    司马光为了该书的编纂前后用了19年的功夫,他为此所支付的辛苦使得他过早病弱,以至于身体消瘦,眼睛昏花,牙齿也没剩几个,而该书完善一年多后他就物化了。然而此书的编纂却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,吴怀祺在其所著《中国史学思维通史·宋辽金卷》中称:“在《资治通鉴》的影响下,一批有影响的编年体裁的史著展现了,如李焘的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、李心传的《建热以来系年要录》等。编年体裁史书的撰写展现兴起的景象。”

    图片

    祠堂

    为什么会展现如许的局面?吴怀祺作出了如下的分析:

    一、纪传体史书发展到隋唐,其弊病展现了,失却了史书编撰上的“圆而神”的创造精神,也失失踪“方以智”史书编篡厉正途模、网罗繁富的请求,加之史馆制度的奴役,纪传体史书编写“同于科举之程式”。事极则变,编年体裁史书再度兴首。二、近人刘咸炘说:宋人“于史体则好编年之厉,而昧纪传之广”,又说:“盖自中唐人惩藩镇之乱,喜谈《春秋》,已援以为史法。”“孙甫(之翰)著《唐史记》,且昌言纪传不如编年,诋马、班之失圣经之旨,亦沿自唐人者也”。而宋人的《春秋》学的发展,仿《春秋》经为史是暂时习惯,以为编年更便于鉴盛衰。基于此栽情形,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为代外的编年体史书的撰写,乃是那时思潮的一栽波折的逆映。

    关于《资治通鉴》一书的价值,清王鸣盛《蛾术编·宋以后史学有五》中评价说:“编年一体,唐以前无足不悦目。至宋有《通鉴》,首赫然与正史并列。”而其在《十七史商榷》卷一百《资治通鉴上续左传》中又称:“此天地问必不可无之书,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。”可见,他对该书是何等之敬重,而钱大昕在《潜研堂文集》卷二十八《跋<宋史新编>》中谈到了《资治通鉴》一书与十七史之间的相互添加作用:“读十七史,不可不兼读《通鉴》。《通鉴》之取材,多有出于正史之外者,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。前人所言,事增于前,文省于旧,惟《通鉴》可以当之。”岑仲勉在《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》自序中,从编纂角度来评价《资治通鉴》的价值:“《资治通鉴》是吾国极负盛名之通史,论到编纂方法,史料的足够,考证的详细,文字的简洁,综相符评论,确算它首屈一指。”

    图片

    老柱

    司马光祠与墓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夏县水头镇岳村。2012年4月的几天,吾在运城地区沿着迥异倾向探访历史遗迹,其中10号这一日前往朝拜司马光。在寻访完其他遗迹后,吾璧还到238省道,不息北走。开走不敷10公里就到了岳村,右转穿过一很窄的铁路桥,前走20米再右转直走不敷2公里,即在路边看到并列的五块高矮大小迥异的方石,上书司马温公祠,见此右转是一条较宽的水泥路,前走300米即是司马光祠与墓所在地。

    祠的前线是一个下沉式广场,中间立着司马光的高大塑像,左右两旁红台阶上立着铜雕像,右边是司马光著《资治通鉴》,一老人做写字状,左边的写着司马光砸缸,上面的雕像是一个不敷缸高的小孩举着一块大石头,在砸向一个大铜缸,缸中间还伸出两只向人求救的双臂,吾本想登上往看看是怎样的一个情形,但广场上有几个妇女带孩子在游玩,就没善心理登台看缸。

    图片

    司马光官服塑像

    这个故事流传甚广,其最早出处答是北宋僧惠洪在《冷斋夜话》中的所言:“温公童时与群儿戏于庭,庭有大瓮,一儿登之,偶坠水内,群儿皆舍往,公则以石击瓮,水由穴迸,而儿得不物化。盖活人办法,已见于齠龀。今京洛间多为《小儿击瓮图》。”

    图片

    配享

    该故事主要是讲述司马光在年小时就有着迥异清淡的思路,而《宋史·司马光传》中又记载其博闻强记:“光生七岁,凛然如成人,闻讲《左氏春秋》,喜欢之,退为家人讲,即了其大指,自是手不释书,至不知饥渴寒暑。”这统共都决定了他可能在历史上做出大收获,怅然他跟王安石在不悦目念上有着很大的迥异,以至于他难以实现本身的抱负,等其晚年回朝当宰相时,仅七个月的时间就物化了。倘若他能活得永远一些,宋朝的天下会变成怎样的状况,这真不好估计。

    图片

    涑水私塾

    买票30元进祠,左路是司马光墓,墓前的神道虽沧桑迂腐,但基本保持完善,第一墓无碑迹,不知为何人,绕过此墓照样是一段墓道,墓道后并列着三对坟丘,中间是怀马池、左墓则为司马光,右边是司马旦,墓前的三块碑都是新刻者,转回中路直走向前,是温公祠堂,一字排开地端坐着五位司马氏,左右有一妇女在卖香烛及跟司马光相关的书籍,祠堂的右路则是吾想找的余庆寺。

    图片

    私塾内景

    在来探寻司马光墓的路上,司机不息给相熟之人打电话,打问余庆寺所在,所问之人均称不知,吾本欲屏舍,不料埠在此找到。寺院很小,仅一进院落,大堂门口悬着告示牌,不准拍照,内里有几个穿僧衣者,坚邀吾进往,说有礼品相赠。这栽把戏通过了太多,只能敬谢。正殿旁立着一个龟形造像方柱,很像古埃及制式,安放在一个中国的赑屃背上,两者相映,更加不三不四。从碑上涂的泥土看好像是做旧者,寺院的右廊正在搞徐肖冰、韩波摄影展,门口的铭牌表明此二人是毛主席的专用摄影师,内里展览着大量暗白照片,也都是毛泽东迥异时期的照片。何以将摄影作品展到这内里来,好像不太好理解,寺庙的侧面是另一不大的院落,门口挂着牌子——涑水私塾,为司马光以前讲学之地。

    图片

    香火

    整个祠堂墓园占地面积极大,没能十足转完,感觉至稀奇几百亩,将墓园、祠堂、寺庙及讲学之处供为一体,这照样吾寻访之后第一次遇到者,如此做法的益处是让寻访者能一地囊而括之,但这栽做法是否相符情理,则较不易推想。

    图片

    造型奇怪的刻石

    瞻抬完司马祠已是下昼五点,司机说再跑其他地方已来不敷,只好回程,明日再做打算,吾问司机是否清新夏县有涑水这条河,他说小时候县里实在有条河,但今天已穷乏了,名字却不叫涑水,他说本身就是夏县人,并且说夏县人都清新司马光是他们的先贤。

    图片

    余庆寺

    夜晚运城当地的同伴请饭,坚邀吾喝当地酒,第一杯下肚,不叹息也肠内热,同伴才通知吾这是本地万荣县所产的原浆酒,酒精度数是66度,半瓶干下往,逆而觉得这个酒喝得挺顺口,吾清新本身喝多了,同伴也喜欢国学,已在清华读了三年,真让吾首敬,毕竟还有人忠心地喜欢所谓的国学,酒入愁肠化作相识恨晚泪,与之大谈晋南地区的名胜,同伴很惊奇吾的记忆力。

    微信号:zhilanzhaiweili

    返回顶部